“入園難,難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上幼兒園難,成了這個夏天的熱門話題,不僅家長備感焦慮和苦惱,也引起了政府層面的高度關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幼兒園成了稀缺資源?
家住杭州市拱墅區的肖女士,有兩套住房,為了給女兒入托,同時在兩套房周邊的5家幼兒園報名,經過6個月的全家總動員,才拿到一家乙級幼兒園的入園通知書。
肖女士的困境有調查數據可以印證。截至2010年7月初,杭州市拱墅區需要就讀幼兒園小班的孩子有4281人,計劃招生數3576人,缺口705人;有讀托班需求的是3592人,計劃招生數1844人,缺口1748人。
同樣的,杭城其他城區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入園“擁堵”狀況。2010年以來,入園難已經成為家長們不能不面對的問題,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突出現象。
“今年,杭州‘入園難’壓力的確空前。”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坦承。
入園難,究竟難在哪?
“在9月份開學前,所有讀小班的學生入園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蔣鋒一見到記者,首先希望能夠把這個信息傳達給家長。
“今年入園的難度大于往年,金豬寶寶入園高峰使得學前教育的歷史遺留問題凸顯出來了。”蔣鋒直言不諱。
據了解,因為學前教育并不屬于義務教育,全國各地普遍存在公共財政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一直以來,杭城學前教育的發展格局都是以“公辦為示范,民辦為主體”,而公辦中又有相當一部分為電力、交通等行業、部門自辦,優先保證本系統、本部門職工的孩子入學。因此,想入杭城的公辦幼兒園,尤其是優質的公辦幼兒園,一直都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而2010年,問題加劇了。據統計,杭州市2007―2008年間誕生的“金豬寶寶”、“奧運寶寶”多達10萬人。今年僅城區戶籍入園人數,就比往年多出2000多人。此外,隨著來杭務工人員逐年增加,其子女的入園需求也在增加,當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園比例已接近40%。
目前,杭州市共有972所幼兒園,在園人數為24.8萬人。但從幼兒園分布來看,老城區的幼教資源不如新城區充沛。加之老城區土地稀缺,民辦幼兒園數量也較少。也就說,盡管老城區優質幼教資源相對豐富,但老城區的孩子入園難度更大。
7月26日,記者走訪松木場一帶發現,周邊的幼兒園有六七家,多為甲級幼兒園,但是,這些甲級幼兒園多為行業、部門開辦,并不是完全就近入學。按照杭州現行的小區配套幼兒園按每百戶9.3名幼兒的建設標準,缺口仍較為突出。
相比之下,新城濱江區的幼教資源則相對充足。根據濱江區教育局提供給記者的數據,2010年該區入小班人數為2500人左右,目前有35所幼兒園,其中3所幼兒園正加緊建設中,9月前可投入使用,能保證所有兒童的學前3年教育。
據介紹,新城區資源相對充足得益于2005年杭州居住小區需配套幼托的規定。相比較而言,城區的老小區建幼兒園難度更大,“像松木場一帶,我們也多次請區教育局劃出一塊學前教育用地,但確實比較難找。”蔣鋒表示。
入園難何時可緩解?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解決今年“入園難”,最及時有效的一個辦法是壓縮托班,擴容小班。
從杭州市教育局的數據來看,今年主城區58個小班擴班,人數從每班25人增加至30人左右。擴容潛力更大的一塊在托班,6個區共壓縮了97個托班。比如東新實驗幼托園,已經連續2年停招托班。“如有寶寶到目前為止仍未報上名,將由各區教育局進行統籌安排,確保9月份開學前都能進幼兒園。”蔣鋒說。
小班多了,托班少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托班招生門檻越抬越高。據了解,有的幼兒園托班招生年齡已從原來的滿30個月提高到滿33個月。記者從城東一家幼兒園了解到,對今年入托的孩子有能力要求,比如能從1數到20,會自己動手吃飯,會自己上廁所……換句話說,“入園難”更難在上托班。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綱要以及杭州市的情況,目前我們著重做好學前3年教育,也就是從小班開始的教育。”蔣鋒表示,未來杭州市學前3年教育發展格局要以“政府為主導”,政府會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但“先滿足小班入學”。
針對“入托難”,不少幼兒園負責人表示近幾年難有改觀。城北一家幼兒園負責人明確表示,上小班的孩子太多,目前暫無重開托班的計劃,“至少等到全區上小班的需求得到徹底滿足,并在幼兒園有富余場地的情況下,才會重開托班”。
據杭州市教育局有關人士透露,城區幼兒園的布局問題,將在今年年底前由各區教育局拿出具體的布點規劃,置換騰空的中小學校舍將優先用于開辦幼兒園,且鼓勵空置廠房樓宇改造成幼兒園用地。同時,2011年底前,杭州市每個鄉鎮也將陸續開出一所中心幼兒園。
新建幼兒園增多了,“入園難”還會存在嗎?
這樣的疑問,并不一定就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基礎設施上去了,教師卻留不住,這是目前杭城幼兒園面臨的一個普遍難題。
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杭城公辦幼兒園教師身份多重。據了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杭城幼兒園新進教師中就少有事業編制。濱江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幼教人員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公辦幼兒園有教師40多人,僅五六人屬事業編制,有無編制的年收入差距將近一半,“基本上每年都會有好幾個老師走掉”。
“一邊是幼兒園的班級容量不斷超員,但另一邊卻很難招到好老師。”一位幼兒園園長告訴記者,這種現狀不但使在編老師的工作量不斷加大,也導致原有的非在編老師流動性大增,“有編制和沒有編制的老師,工資福利待遇差別比較大,這也造成了部分老師責任感的缺失”。
而在民辦幼兒園,這一境況更為窘困。據了解,杭城多數民辦幼兒園實行低收費運作,這帶來的后續問題十分突出。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個孩子每月收取100至200元不等的保育費,全班30名學生,配有“一教一保”,每月總進賬6000元,刨去日常開支,這樣的待遇想要留住好教師幾無可能。
在2010年3月5日召開的杭州市學前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杭州師范大學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該校幼教專業從2002年至今畢業了200多名學生,已經有17.2%的換了崗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福利待遇偏低。
調查顯示,在這些畢業生中,擁有事業編制的教師比例僅占15.2%,其他均為非在編教師,20%以上的教師月收入僅在1000-1500元,40%的教師月收入為1500-2000元。
解決教師待遇問題,將是下一步杭州發展學前教育的重點之一。根據規劃,杭州將用5年時間,確保公辦幼兒園核編配置到位。這5年里,還將加大對民辦幼兒園教師的扶持力度,爭取2011年底前,民辦幼師的收入達到公辦教師的60%,并逐步提高。
需反思的學前教育
孩子入園難、入好園更難,此類問題不僅成為年輕父母們關注的焦點,也引起了政府層面的高度關注。據了解,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于2010年3月、5月先后兩次就有關學前教育工作進行專題調研。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專家指出,“入園難、入園貴”是諸多矛盾長時間累積后的集中總爆發。
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劉焱認為,探究幼兒園“怪相”,除了生育高峰、城市化帶來的非戶籍人口遞增等客觀原因,主要還是由于政府職能缺位,造成當前優質學前教育資源的極度缺乏。
劉焱提出,學前教育是一種社會公益事業,是一個準公共產品,能夠享受、接受學前教育,是現代社會學前兒童應該享有的權利。“但是,由于對學前教育定性不明確,造成政府職能弱化,忽視了學前教育的基礎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過于強調它的非義務性質。”
劉焱認為,國家已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學前教育就應逐步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學前教育是社會公益事業,不能將學前教育完全推向市場,應將幼兒學前教育納入公共服務范疇。”
在2010年3月舉行的全國政協會上,他還向大會提交了將學前1年納入義務教育的提案。“為什么提1年而不是3年?考慮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學前1年納入義務教育已不是問題。從學前教育發展歷程來看,各國首先也是解決學前1年的義務教育”。
從更為現實的層面來看,解決孩子無園可上現狀,應該加大幼教經費投入。有關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的幼教經費一直只占整個教育經費支出的1.3%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達到3%以上,法國和丹麥則分別達到11.1%和10.6%。專家認為,治理“入園難”,關鍵要從教育投入著手,可以采取國家投入為主、民間資本充分予以補充的方式,大力建設公立幼兒園,充分保證教育公平。
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在學前教育專題調研后提出,杭州要率先打造15年一貫制一條龍優質教育體系,并建議:每年提取土地出讓金的0.5%,用于學前教育;再加上其他渠道籌集到的資金,爭取每年在學前教育上的投入達到10億元。
或許,杭城下一輪的金豬寶寶將不會遭遇入園難、入托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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