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學前教育是終身教育的開端,是基礎教育的基礎,是國家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本文針對幼兒園入學難問題,深入分析提出應完善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宏觀調控學前教育事業;加大幼兒教育投資比例,堅持幼兒教育的公益性;科學引導家長對幼兒園的選擇;加強學前教育立法工作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 幼兒園 入園難 原因 建議
一、我國幼兒園發展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我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和學前一年毛入園率分別只有50.9%和74%。從目前來看,要實現《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教育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到2020年“全面普及學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學前兩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的戰略目標,任重而道遠。
(一)學前教育管理體制不建全。
政府對學前教育存在多頭管理、責權不清的問題。有的地方政府規定,民辦幼兒園可在民政、教育、地方政府辦公室等多個部門分散登記注冊,教育部門專管幼兒園教學,衛生保健則由衛生部門負責。如有的地方政府雖然明確規定教育部門主管幼兒園的審批與業務,但在教育部門內部,社會力量辦學辦公室負責幼兒園的審批手續,基礎教育科室只能分管教學,學前教育行政批管不統一。[1]
(二)民辦學前教育發展不規范。
目前,我國民辦學前教育市場存在較多問題。如收費制度不具體,缺乏可操作性;保教質量參差不齊,安全事故頻發;產權不清,園內管理體制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等等。
(三)我國幼兒園供給與入學需求矛盾尖銳。
我國擁有約1.5億0―6歲兒童,其數量占世界同齡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我國學前教育總投入占GDP的比重極其微小。[2]在這種情況下,公辦幼兒園活力不足,民辦幼兒園管理與監督不到位,使得學前教育市場很容易出現混亂無序、違規違紀現象。另外,我國多數公辦幼兒園內部組織管理機械呆板,服務意識差,經濟上“等、靠、要”,辦園成本意識不強,揮霍浪費嚴重,改革勢在必行。
二、我國幼兒入園難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對學前教育的重視不夠、投入不足、管理缺位。
學前教育涉及教育、財政、規劃、建設等多個部門,各部門間缺乏有效協調機制。對學前教育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對其在個體成長與國家整個教育事業發展中的作用缺乏足夠的重視,使得學前教育的發展缺乏計劃保障。當前,世界各國對早期教育的投入占教育總投入的平均水平大約為3.8%,而我國學前教育經費一直在全國教育經費總量的1.2%至1.3%之間徘徊。雖然近幾年民辦幼兒園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幼兒園數量不足的問題,但一些民辦幼兒園迫于運營成本壓力,很難擴大規模,無法添置教育用具和設備,導致正規的幼兒教師大量流失,這使得很多家長不信任民辦幼兒園,進而導致“選園難”。[3]
(二)體制改革導致幼兒園數量急劇減少。
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大批企事業單位、機關辦幼兒園被關閉或轉制。在國企事業單位改革過程中,全國企事業、機關辦幼兒園從2000年的1.6萬所減少到2007年的5000所,減少了70%,原有福利幼兒園大量消失。幼兒教育普遍存在公辦園“稀缺化”、民辦園“兩極化”、優質資源“特權化”、收費“貴族化”等問題。由于供需失衡,各地公辦幼兒園很“吃香”,但受招生數量限制,很多時候家長需托門路、找關系、拼背景。[4]許多沒有背景的家長,只好交費提前把孩子送到公辦園的親子班去“占坑”,為的是以后能獲得入園機會。
(三)幼兒園遭遇適齡兒童入學高峰。
很多家庭的生育計劃受國家大事、重要紀念日或所謂“吉祥年”等眾多原因的影響,部分人群對此的盲目偏好就會影響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導致“擁擠一代”的形成。這一代人不僅入托難,而且將來入學、找工作等的難度都將大大增加。目前正是出生于1975年后及“80后”人群的生育高峰期,龐大的生育大軍必然帶來龐大的出生人口。
(四)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導致入托緊張。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一些城市正在向特大型城市方向發展,這一進程帶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涌進城市,導致這些地區幼兒園數量不能滿足適齡兒童急劇增長的需求。這將導致幼兒入園難的問題會持續一段時間無法解決。資源的稀缺,必然引起收費的昂貴。[5]
三、改進我國幼兒入園難的建議
(一)完善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
明確政府職責應有細化指標,政府及各有關部門特別是教育管理部門必須充分認識學前教育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和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意義和作用,樹立“從娃娃抓起”的理念,從思想觀念到實際工作真正把學前教育擺在重要位置。在具體操作上,應統籌城鄉學前教育的公平發展,統籌公、民辦園的協調發展。成立專門負責學前教育的組織或機構,由專人負責,以協調各領導部門之間的關系,保證各部門之間分工合作,相互協調,充分發揮整體領導的作用。幼兒園管理一般需要教育部門、衛生防疫部門、民政部門、稅務部門等的相互協作。教育部門應起主導核心作用,其他幾個部門應將情況及時上報教育部門備案,以便教育部門作出決策。政府在完善組織結構的同時,應強化宣傳、立法、規劃、督導、調控和咨詢職能。[6]
(二)加大幼兒教育投資比例,堅持幼兒教育的公益性。
“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公辦園和社會力量辦園比例不當、教育投入比例過低引起的,這反映出有關部門對學前教育的定位存在問題。學前教育的基礎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被忽視,相關部門過于強調非義務性。類似“社會為主、公辦示范”的辦園思路,將舉辦學前教育的主要責任推向社會力量和市場,由此導致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各級政府應提高學前教育財政經費的使用效率,把學前教育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提高投入比例,增加公辦幼兒園,以滿足城鄉居民子女的“入園”需求,補齊學前教育這塊“短板”。同時,應建立幼兒入學資助體系,以保障幼兒的受教公平。如規定各公辦園不得拒收貧困兒童,對貧困兒童實行學費減免政策,政府再予以補貼;提高幼兒教師的安全意識和安全能力;提高幼兒的自我防護能力和幼兒家長的安全意識。[7]
(三)科學引導家長對幼兒園的選擇。
幼兒教育是以游戲為主的教育。有一種能讓孩子在里面感到自由、快樂、放松、健康的氛圍最重要。因此,在選擇幼兒園時家長不應該把眼光只盯在少數知名幼兒園上,科學的“擇園”標準是:一是選離家近的,這樣不僅家長接送方便,而且能減少孩子因路途遙遠所帶來的事故風險。二是不要認為只要是公辦的、最貴的就是最好的。
(四)加強學前教育立法。
當前,首要和切實有效的一項工作就是進行學前教育立法,從法律的高度明確和確認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將學前教育的重大意義、宗旨、性質、地位及政府在發展學前教育中的責任,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定下來,保障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8]一些發達國家對學前教育的法制化管理十分重視,近幾十年相繼出臺了學前教育法或相應的教育法規,如美國的《兒童保育與發展固定撥款法》、《早期學習機會法》,英國的《兒童保育法》、《保育標準法》,瑞典的《學前教育法》,日本的《兒童福利法》,等等,從法律層面保證了學前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其做法和經驗有不少值得借鑒之處。教育行政部門應組織、啟動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問題與現實需要的調研,加強新形勢下事業發展政策、體制的研究,在人員、經費、科研立項等方面予以傾斜、給予應有保障,以更好地促進學前教育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積極創造條件制定《學前教育法》,重點明確規范學前教育的責任、領導體制、管理體制、辦園體制、辦園條件、經費投入、教師責任與權利、待遇等重要法律關系問題,以確保學前教育事業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發展。[9]
參考文獻:
[1]蔡迎旗.論中國幼兒教育財政投資體制的重構[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6,(2).
[2]涂艷國.中國兒童教育30年[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39).
[3]虞永平.試論政府在幼兒教育發展中的作用.學前教育研究,2007,(1).
[4]曾曉東.供需現狀與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發展――對我國幼兒教育事業的經濟學分析[J].學前教育研究,2005,(1):5-10.
[5]彭世華.學前師范教育急需調整發展機制、加強宏觀調控[J].學前教育研究,2006,(2):17-22.
[6]陳恩倫,陳惠.對幼兒園轉制過程中政府責任的幾點思考[J].學前教育研究,2008,(5).
[7]蔡迎旗.中國學前教育存在的問題[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9,(1).
[8]莊亞楠.推動學前教育立法工作,保障學前教育健康發展[J].現代教育科學(普教研究),2010,(1).
[9]沙莉,龐麗娟,劉小蕊.通過立法強化政府在學前教育事業發展中的職責.學前教育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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