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我們有幸對美國洛杉磯第六學區斯坦福幼兒園(stanford Preschool Center，簡稱SPC)進行了訪問。該園非常注重幼兒規則教育，通過進一步了解，我們發現了它的獨特之處。
一、規則教育的目的
SPC規則教育的目的與其“世界公民教育”聯系緊密。他們認為，幼兒最終是世界的公民，而不僅僅是某個國家的公民。未來社會中，幼兒要在更廣闊的范圍內與人相處、與人合作，規則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引導幼兒學會遵守現有規則，逐漸從他律走向自律，是幫助他們成長為世界公民的第一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深入開展的公民教育不僅影響了中小學和大學的課程設置。也促使幼兒園將兒童置于“世界公民”這一更為寬泛的概念范疇內加以考察。SPC的規則教育包含了對幼兒終身可持續發展的考慮，其教育目的體現了對兒童主體性的尊重。
在我國幼兒園實際工作中，規則教育與各項管理工作聯系緊密。教師和管理者經常會這樣認為：規則培養好了，安全事故就少；規則培養好了，幼兒才不會亂，教育活動才能順利進行……如此一來，規則教育無形中以管理為目標。陷于工具化。在實際操作層面，大家更多的是追求如何讓幼兒服從指揮，如何讓幼兒安靜有序以保證各項工作順利開展。在這方面，SPC的做法促使我們深入地思考幼兒園規則教育的價值取向。
二、規則制定的過程
訪問的第二天，校長Mr.Gogue對我們說：“我們最初的做法是從學監至校長，一層層下達指令到教室里，告訴教師應該怎樣做。但是后來我們發現最了解學生的是教師和教輔人員，他們掌握及時而全面的信息，所以現在我們的做法是通過與教師之間的合作，收集信息，并反饋到學區，讓學區領導知道下面的需求，并提供支持與幫助。”與我國上令下行的單向式規則制定方式不同。此處的學區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教師與家長三者之間形成了循環式的學校規則反饋機制，彼此的通力合作為規則教育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學區教育行政部門支持每個學校根據實際情況制定靈活的紀律政策。學區在這項工作中承擔支持者和監督者的任務，即：審核這些紀律政策，確保它們代表了學區對全區學生的發展期望，只有這樣學校的紀律政策才會獲得學區的支持：加強學校和家長之間的聯系，督促學校開展全校紀律會議(sehod-wide disoipline assembly)，確保家長的知情權。同時也對家長提出配合學校開展規則教育的建議。至此，學校規則的權威性得以確立，所有人員都需要遵守這些已被審核的政策，因為這是學區的要求，而不是學校的個人行為。每學年開學之初。SPC邀請所有的家長參加全校紀律會議，將規則詳細地展示給每位家長，并向家長介紹遵守規則可能出現的結果，如：喪失特權，必要的時候會給家長打電話，可能會與學校管理人員進行會議協商……通過這個會議，家長、教師和學校之間形成了一種契約。家長在家也會對幼兒進行相關規則意識的培養。
三、規則包含的內容
由于與管理工作聯系緊密，我國幼兒園的規則多數具有強制性命令的特點，各種隱性或顯性的規則條文詳細規定了幼兒的“能……”和“不能……”。SPC的規則內容包含兩大方面：校級規則和班級規則，并且具有統一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特點。校長和班級教師在規則制定方面達成共識，校級規則追求少而精。內容包括：1 聽的規則：仔細聆聽指令，并及時行動(Listen and follow direcionsthe tint time)；2 說的規則：輕聲說話(Use quietvdee)；3 游戲場地規則：學會控制自己(Keep hands，feet，and 0biects to youself)。；4，門廳行走規則：走而不是跑(walk in the hallways)。(見圖1)
雖然只有四條，但是這些規則具有廣泛的遷移性，適合于社會的各個公共場所。在SIC走廊醒目位置的墻上掛有大大的校級規則公告板(schodRules Bulletin Board)，板上畫有學校的標志。并用簡潔、易懂的方式向幼兒詮釋這些規則。校級規則是每個班級必須貫徹的，具有很強的權威性。此外班級教師制定符合自己價值觀念和本班實際的規則要求，有的班規涉及餐桌禮儀的培養，如禮貌用餐，自己收拾餐具；有的班規強調同伴關系，如分享玩具，排隊輪流，樂于助人，不干擾正在工作的同伴；有的班規重視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如使用禮貌用語，保持物品整潔，有問題先舉手……教師制作或富有童趣，或簡潔明了的班級規則公告板(見圖2)，并通過角色扮演、討論、
音樂、
兒歌等方式引導幼兒了解規則的意義，學習記憶規則。
四、SPC好公民與一日小教師
每月SPC好公民(Good Citizens of Stanford P.C.)和一日小教師(Teacher of the Day)被認為是SPC學校紀律政策中有兩個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借助這些方法策略，SPC在全園范圍內營造了一個良好的規則培養心理氛圍。
與我們對將表現好的幼兒稱作“好孩子”的做法不同，SPC將這樣的孩子稱為“好公民”，并且是“SPC的好公民”，而不是國家的或者世界的好公民。這不僅僅是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其背后蘊含了SPC這樣的教育假設：世界公民意識的培養要在幼兒能夠理解的范圍內從小事做起。每個月班級教師都會選出四名“好公民”。學校將這些孩子與家長、教師以及校長的合影張貼在學校走廊的“好公民”公告板和校級規則公告板上，并且給予他們物質獎勵，如學校胸章、蠟筆、玩具等等。與校級規則公告板一樣，“好公民”公告板也位于走廊醒目之處，布置得簡潔雅致，不僅貼有照片，還有好公民們當月的獎品。這種措施非常有效，孩子們都以被評為“SPC好公民”和得到學校的獎勵品為榮。
由于是學校紀律政策的一部分，班級教師每天都會選一名幼兒擔任小教師。小教師是定期輪流的，每位幼兒都有機會擔任，調皮的孩子也不例外。SPC的教師認為每個孩子都有擔任小教師的權利，如果一味地根據是否守紀律來評選，會給調皮的孩子挫敗感，導致他們故意挑戰規則。教師們希望這些小教師能夠成為同伴的榜樣，他們也為班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為同伴分發作業。幫助教師拿教具等等。每天教師會專門組織一個短暫的活動，引導小教師回顧一天的工作，并舉行小小的儀式，如擁抱、集體道謝、唱歌等等，用以表達大家對小教師所做貢獻的感激，這些活動有效奠定了小教師在幼兒心中的神圣地位。
五、游走在規則之外的小精靈
在對待存在紀律問題的兒童方面，SPC提供了三步處理措施。第一步是班級教師與幼兒一起嘗試解決問題，SPC認為，教師需要與面臨紀律問題的幼兒進行深入的交流，以了解幼兒行為背后的原因。教師需要確認的是：幼兒是否記住 并理解了規則?規則對他來說是否難度過大?當時的環境是否對他進行了誤導?教師自身是否存在問題?經過溝通，教師或改進自己的管理措施，或采取進一步的教育手段。如果第一步措施無效，教師會將孩幼兒送到校長辦公室，校長與幼兒一起嘗試解決問題。校長不會給予幼兒負面評價，而是跟他談話、交流，討論為什么會出現狀況，并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問題。
如果第二步措施仍然無效，學校就會求助于第三方。首先，學校會請家長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途徑。如果仍然無效，學校就會請兒童心理專家幫助。校長Mr.Gogue介紹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目前SPC的兒童心理專家一個月來園三次，而經費充足的學校每天都會有兒童心理專家進行指導。他們認為對存在紀律問題的兒童進行早期干預能夠有效地增加他們日后學業成功的幾率。兒童心理專家在對幼兒進行觀察和測評后向學校和家長提出教育建議，并負責鑒別自閉癥、多動癥等較為嚴重的心理疾病，判斷幼兒是否需要更專業的心理治療或接受特殊教育評估。
SPC在處理存在紀律問題的幼兒方面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和一致性，校長、教師和家長共同分擔責任。并且引入了專業的心理咨詢。在我國幼兒園，幾乎每個班級都存在讓教師“頭疼”的幼兒，他們占用了教師很多精力，有時甚至會影響正常的教育活動。通常情況下教師會被動承擔起矯正的職責。但是由于缺乏臨床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等多領域的知識背景，教師們能做的只是苦口婆心的說教，或是寸步不離的監管。這不僅增加了教師的工作壓力，也不利于幼兒身心的健康發展。近兩年，越來越多的中小學成立了心理咨詢中心，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心理咨詢進駐幼兒園也將成為一種趨勢。
訪問的第一天我們看到SPC的孩子自由地選擇感興趣的“工作”而不互相打擾。這種“亂”而有序的場景與我們赴美之前預想的“無法無天”出入很大。幾天的觀察和訪談使我們找到了問題的答案。SPC借助各種系統的、人性化的管理技術完成了對兒童的規范與引導，在兒童學習遵守各項規則。并自主表達意見的過程中，一個世界公民的雛形便已悄然形成。這種富有特色的規則教育模式也促使我們不斷思考：我們的規則教育中兒童應有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尊重。成人依靠權威制定的規則是否符合兒童的身心發展規律，而那些可有可無的細則是否具有真正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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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孫愛琴，幼兒園常規教育的文化批判[D]，西北師范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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